近年来,随着长三角地区一体化战略的推动, 沪浙之间的各方面交流日益。从历史视野来看,位于江南地区的上海与浙江保持着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。自近代上海开埠之后,大量浙籍人士涌入上海,在国际化都市的舞台上展现了浙江文化的魅力。例如湖州帮、宁波帮、绍兴帮等浙江商业力量,在上海崛起成为近代不可忽视的商业力量,也为上海的繁荣发展带来助力。作为近代中国经济中心、金融中心、文化传播中心的上海,同样对周边地区的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。轰轰烈烈的清末浙江保路运动,是一场持续多年的反帝爱国运动,其爆发、演进与最终胜利,都与上海的影响息息相关。
保路肇始:一品香浙绅斥美商
甲午战争之后,清政府为解决赔款问题而大量向外借债,而列强在对华贷款的同时,则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手段,大规模夺取在华铁路修筑权。深受战败屈辱的中国人也纷纷自筹股份,兴筑铁路,来保护路权而拯救国家危亡。新政中的清政府为了奖励实业,也向商人开放铁路的修筑权,允许各省官绅自行召集股本,兴建铁路的干线或支线。
浙江铁路公司的成立与浙赣铁路风潮有关。1905年春,粤汉铁路合兴公司代理人美商倍次,由于受到粤湘鄂等省商民的保路压力,转而向清政府要求承筑浙江杭州经常山至江西玉山的铁路。清政府对该事件态度模棱两可,让倍次“与官绅商酌办理”。接到浙抚指示的浙江农工商矿总局,召集杭、严、衢三府的士绅集议此事。浙商意见不一,商会“颇有允意”,但是杭绅樊介轩等联名会禀浙抚抗议,并联络了在京浙籍官员和在沪浙籍绅商共同施压。倍次决定先说服在沪的浙江绅商,于当年3月29日邀请了在沪浙籍绅商,聚会于福州路上著名的番菜馆一品香共商,与会的浙江绅商主要包括王存善、严信厚、沈敦和等洋务官员,以及汤寿潜、夏曾佑、张元济等文教界人士。倍次在宴会上说:“建筑铁路于本地大有利益,诸公究竟赞成否?”同时拿出纸笔,写下“赞成”二字。浙绅汤寿潜当即怒不可遏地站出来拒绝说:“建造铁路,有益地方,固所赞同。但由外人出资代办,为害非浅,所以赞而不成。”汤寿潜出身绍兴山阴县天乐乡,曾以《危言》一书指斥时弊、立倡革新而得赞誉,获得功名之后却辞官而热心从事地方教育、实业,在上海新政中颇多建树。1905年初,为抗议美国排斥和虐待中国劳工,上海社会抵制美货运动兴起,汤寿潜、张元济等浙籍绅商多参与其中,受此爱国风潮影响,对倍次侵犯主权之意图自然怒不可遏。汤寿潜带头拒绝,其他浙籍绅商亦纷纷表示拒绝与倍次的合作。
浙路公司
一品香聚会引起舆论广泛关注,杭绅夏曾佑代表与会在沪浙绅在《中外日报》撰文《谨告杭衢严三府绅士》,向社会明确表示了浙江绅商的态度:一、浙江地方官绅必须获得投资权、筑路权和铁路所有权;二、浙江官民有能力筹集资金修筑铁路;三、浙江应尽快保证铁路的所有权以避免纠纷。得知消息后,寓日浙江留学生、在京浙籍官员也纷纷电函浙江官府,反对借款筑路,并请派代表至上海与寓沪绅商会议办法。
初始,浙绅内部并非铁板一块,沈敦和等一些曾参与洋务的士绅认为借款并非不可行,既可通过借款缓解地方压力,也可通过合同规章来防止主权被窃。这些意见遭到浙江留日学生群体的激烈反对,他们在上海《中外日报》登文《驳沈仲礼论浙赣铁路事》,深刻揭露了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严重后果,指出浙赣铁路问题本质是涉及主权的政治问题,列强对华签署的合同并不严格遵守,而浙江民众也有能力筹集到路款,但须建立起具有坚强意志与崇高威望的保路领导层,在主权危机下尽早建成铁路。在沪上媒体的不断推动下,寓沪浙江绅商开始团结起来,著名的浙路公司遂告诞生,浙江保路运动亦拉开序幕。
从浙路运动的兴起,可以看到上海对浙江商民的巨大影响。晚清上海商贸逐步兴盛,民族工业也开始起步,文化产业亦渐发达,吸引了大量主导浙江事务的浙籍绅商、知识分子聚集于沪。例如汤寿潜就在上海参与创办大达轮步股份有限公司,并曾担任龙门书院山长。刘锦藻很早就随其父南浔首富刘墉来沪经营湖丝业、房地产业。在上海的见识与经历,让他们理解了现代化对于地方发展的意义。四明公所血案、拒俄运动、抵制美货运动、大闹会审公堂等清末上海逐渐兴起的爱国运动,深深影响了浙江绅商与知识分子,让他们理解了现代化工商业与国家主权的关系,并在屡次运动中团结起来,参与到保卫路权的运动中。晚清知识分子学习租界报刊业的经验,促使上海华人媒体也逐渐发达,尤其是具备革命思想的留日学生群体的加入,使其成为宣传号召、凝聚人心的重要渠道,更有利于保路运动的展开。
浙路公司:倚沪聚人聚财建铁路
1905年7月24日下午,旅沪浙绅一百六十余人在上海斜桥洋务局召开大会,成立了以自办为宗旨的浙江铁路公司。这次大会完成了三项议程:一、公开宣布浙江民众拒绝洋款介入浙赣铁路;二、宣布浙江将开始为修路而自行筹款,并公举汤寿潜为总理,刘锦藻为副总理;三、开始自筹办路经费。
晚清新政时期,各地多有自建铁路公司而拯救危亡者,声势较大的除了浙路公司外,还有粤路公司、川路公司等。然而仓促面对工业化的传统绅商,往往囿于内部矛盾、资金匮乏而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。浙路公司最初的工作,也是在保路旗号下整合队伍与筹集路款。
浙路运动的领导层基本可以分为浙籍京官、在沪绅商、留日学生三大群体,对自办铁路的理解及态度并不完全相同。在沪绅商中一部分人认为,在维护主权的前提下可适当接受洋款和洋人介入管理,以达到尽早筑成铁路的目的;留日学生具备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,很多人与光复会等革命党有联系,强烈反对洋款进入而坚持完全自办,自公司成立时就严厉批评前者的观点;以汤寿潜、刘锦藻为代表的大多数浙绅既希望抵制西方侵略,也不愿意引发激烈冲突而引起社会动荡,而利用上海知识分子聚集的优势,采取整合队伍的办法。1907秋,在浙籍商绅、光复会等组织的推动下,浙江旅沪学会在上海成立。与一般意义上讲求学术为基本要求的“学会”不同,浙江旅沪学会在成立之初的目的,也包括团结寓沪浙人与关心地方公益,不仅留日学生群体纷纷加入,汤寿潜、张元济等主导浙路运动的商绅均参与其中。浙江旅沪学会成立后开展的讨论,与浙路公司的活动相配合,将坚持自主筑路的群体整合起来,避免了因观点不同而产生的分裂,也制约了激进主义者的盲动,并为保路运动的集资、宣传和培养后备力量做好了准备。
商办浙路公司的资金来源,依赖浙商为主的民间筹集,保路运动的高层充分利用上海的各种资源以达成目标。愚园、张园等地是近代上海宣传先进思想的著名城市空间,在保路运动时期,浙路公司常在这些地方开展宣传和筹款活动。最为著名的当属1907年11月为纪念筑路殉职的学生邬纲、工程师汤绪,在愚园召开的股东特别大会。汤寿潜致辞时说:“邬、汤之殉,妇孺咸戚,绍之饼师,杭之挑夫,沪之名伶,义愤所激,附股若竞”。同乡会是商埠城市常见的客籍工商业者组织,上海作为近代中国商业与贸易中心,聚集了浙江各地同乡会,成为浙路公司筹款的重要对象。以著名的宁波帮为例,汤寿潜、刘锦藻等多次参加旅沪宁波同乡会的会议,以“保浙路即保浙江”的口号,号召宁波商人成为全省认股的榜样,呼吁十年之内建成全浙铁路网,“外国人亦不来笑我们,欺侮我们了”。在此激励之下,至11月28日底,浙江各地绅商认股已达二千七百余万,远高于邻省苏路公司。当时《四明日报》这样描述浙路筹款的消息传播:“由上海而各省,而各府,而各州县,而各镇乡,接踵而起,聆其议论,多主集股。”
上海愚园
除了整合队伍与筹集路款之外,浙路公司还充分利用了上海的人才与技术资源优势。例如利用上海外侨和留学生群体和南洋公学等教育机构,招募中外铁路工程师。利用上海洋务企业,购买地价的铁路器材,汤寿潜曾宣称,购料董事多为熟于上海情形者。利用上海金融市场,筹建浙江兴业银行,负责该行的叶景葵等浙商始终重视从上海吸纳资金。
在上海各方力量的支持下,浙路公司避免了其他地方铁路建设的种种弊端,取得了全国瞩目的成功。1909年8月13日,沪杭铁路完成了全线通车,经邮传部派员考核,全线共331.2里,计设15站,桥144座,涵洞14处,水管113处,拥有铁路学堂、车库、电报、机厂等设施,被当时的媒体评价为:“其工期之短、质量之佳与经费之省为全国商办铁路之最。”
沪杭铁路通车典礼(1909年)
保路风潮:倚沪联东南而卫路权
晚清保路运动初始,清政府尚能协助各地铁路公司筑路,而自《辛丑条约》签订后,也不得不对列强妥协,逐渐采取压制地方民众的立场。西方列强的掠夺,晚清政府的压迫,引发了中外关注的保路风潮。晚清浙江保路风潮主要爆发了三次,上海均在其中担任了重要角色。
第一次是争废《苏杭甬铁路草合同》事件。1898年10月,在英国的逼迫下,清廷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(由怡和洋行、汇丰银行组成)签订了《苏杭甬铁路草合同》,同意英方筑造苏州经杭州至宁波的铁路,由怡和洋行贷款。不过英方并未派人来华勘测路线,双方也未对次合同正式签字。在浙路公司成立之后,英方看到中国自建铁路风气渐盛,要求与清政府正式签约,以期能夺取苏杭甬铁路的路权。但因英方在协议上确实理亏,在浙路公司的力争之下未能得逞,清政府声明废除合同。当时浙绅孙宝琦呈请外务部的信中提到,上海已成为除杭州以外浙江绅商聚集抗议最多的地方。
第二次是力拒英国路款事件。1906年秋,新任英国公使朱尔典施压清政府,要求收回废除合同的声明。外务部汪大燮提出由清政府向英方借款、再转借给浙路、苏路公司的办法。英国银公司遂提出,筑路过程中的总工程师、总管账须择用英国人,以便控制路权。消息传来,江浙等地舆论大哗,汤寿潜等浙路公司高层频频在上海愚园等地召集士民开会,一方面呼吁拒款,抵制英方与清政府的辱国之举,一方面号召筹款,加快浙路自办建设。最终清政府与地方绅商进行了妥协,表示虽然接受借款,但筑路与借款分为两事,技术人员亦有公司自行聘任。这次风潮中,上海民众的行动已引起地方督抚的重视:“上海宁波帮人最多,工商劳役皆有,向称强悍。屡有路事决裂,全体罢工之谣,尤属堪虞”。作为工商业中心的上海,城市罢工引发的风险是清政府无法承担的,也是逼迫地方政要求妥协的因素之一。
汤寿潜
第三次是抗争废存款章程事件。1908年3月,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右侍郎,公布“部借部还”新方案,规定英方出款150万英镑存于邮传部,由邮传部出面借还,拨给江浙两省筑路之用,两省铁路公司下设沪杭甬铁路局,用英国工程师主持局事,此即《沪杭甬铁路存款章程》。清政府同时调动军队至浙西,试图恫吓民众。8月底,面对浙江绅商的激烈反对,清政府在外调汤寿潜无望的情况下,宣布将汤寿潜革职,“不准干预路事”。9月,浙籍绅商在江南各地集会声援汤寿潜、争废章程的活动达至高潮,其中以上海临时股东大会规模最大。浙路公司1200人股东在上海集议开会,议决请求浙抚销去军机处“不准干预路事”字样,恢复汤寿潜职位。会后,3000余名旅沪浙江绅商由甬籍名士范贤方领头,包乘专车赴杭州,面求浙江巡抚向清廷代奏,请收回成命。寓沪绅商的抗争得到了谘议局为主的立宪派的响应,一时间杭城“人心异常愤激,茶寮酒肆,以及衢巷之间,所谈者无非路事”。
临时大会与赴杭请愿之后,浙江之外的上海隐然成为浙籍绅商抗争的中心。9月14日,浙路公司在上海复开股东大会,决定由朱福诜、王锡荣等六人组成进京请愿团,联络在京浙籍官员请求废除章程。同时,浙路公司与苏路公司频频联合会议,并与当时上海风头正盛的立宪运动联系起来。1911年2月,江浙两省的铁路公司商定,一致行动撤销沪杭甬铁路局,辞退英国总工程师。经过浙江绅商在上海的一系列活动,浙江保路风潮已经演变为席卷全国的爱国运动,使清政府深感已威胁到地方统治和政局安定,遂命邮传部与英国公使商议,同意废止《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》。随后,沪杭甬铁路局被撤销,英籍总工程师也停止职务,浙江保路运动至此获得全面胜利。
晚清浙江保路运动涵盖复杂,既是地方绅商抵制西方侵略的反帝爱国运动,也是东南人民联合进行的工业化壮举,其涉及到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科技等各方面的探索。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中国士绅和民众,在现代化的很多方面是缺乏经验、知识和能力的。幸运的是,正蓬勃崛起的上海,在集聚各类资源进行自身现代化的同时,也为东南各地的发展提供了各种便利,推动了国家现代化转型。在经济资源方面,上海作为商贸与金融中心,为东南地区提供了财力物力资源,更为重要的是聚集了各地有见识、有爱国爱乡情怀的开明绅商及其团体,成为推动地区发展的策源地。在科技资源方面,作为西学东渐重镇的上海,聚集了具备近代科学知识、管理知识的新型人才及其培训机构,成为推动东南地区民族工业发展的重要助力。在政治和宣传资源上,随着民族资产阶级、中国工人阶级的兴起,也成为民族意识觉醒的中心区域,加上新式文化传媒业的促动,不仅屡屡爆发抵制外货、抵制租界等市民反侵略行动,也将先进的思想理念辐射至周边地区,为江浙等地的卫国卫乡义举提供了舆论空间、动员空间。从历史长时段的进程来看,浙江保路运动不啻为以上海为中心、联动东南地区进行的反帝爱国运动先声,后来的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等伟大事迹,均能从中看到影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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