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浙大城市学院人文学院教师蔡渊迪公开发表的一篇题为《关于我所负责三门课卷面不及格率高的说明》的文章，引发关注和热议，人们大多认为这位敢于负责、较真且课堂教学颇受学生认可的老师，值得尊重。与此同时，更值得人们反思和追问的，是这一事件背后的时代之变、学情及教学管理之变。
第一个问题是，如何在重回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的学科与专业布局调整过程中，正视和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，并充分发挥其育人功能？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，在谈及教育改革时，专门有一句“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”。我与蔡老师同龄，估计读书和任教的时间节奏也相差不多。二十多年前我们读大学时，大学语文仍然是一门必修课，现在则可能因专业而异了。
我们似乎默认了，经历过九年义务教育和高中三年的磨砺，经过高考洗礼、作文内卷得一路生花的“05后”娃娃们，文笔定然不错。其实不然。
我不教大学语文，但近年来几乎每学期，都要花点时间给学生做一些基本提示：“请大家在提交课程作业或小论文的时候，如果按照中文习惯，段首空两格，即便你按英文书写或互联网书写习惯——不空格，至少段落之间应当在行距上有所显示。”
我憋在内心没说出来的是，难道仅仅一年前的800字作文，就是这么密密麻麻堆在一起的？
无怪乎这些年来，很多高校开设“写作”主题的通识课程，往往叫好叫座，而这类课程有些还并不完全是聚焦学术写作，甚至需要从头讲起。
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，就很认可法国文学家福楼拜的那句话：“科学与艺术总是在山脚下分手，最后又在山顶相遇。”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科学与人文、做事与做人，岂可截然分开？在这个AI科技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恰恰需要更深厚的人文素养才能更好地安身立命、观海听涛。
第二个问题是，如何在“教育竞赛”由基础教育向更高阶段内卷升级后，通过更加合理的考核评价机制，引导学生端正学习动机和提升综合素质？
任教15年来，我的教育对象从90后逐渐到了05后，每一届学生都是特定环境共同塑造的独特群体。十多年前钱理群先生提出“精致利己主义”，说的是学生课堂上会非常体面优雅地获得老师的表扬，然而给出高分的授课老师会发现“错付”了，因为学生对课程的热爱是一种假象，还是为了那一分两分。
应当说，这种分分计较的传统，我们每一代人都不陌生。蔡老师讲授的几门课，在不少大学的课程体系中，大体会归入通识教育类别。在不少学校，对于这类“非硬核”（非专业核心）课程，学生私下口耳相传的选课金标准，是不点名、事儿少（不布置作业）、给分高。
今天的大学生和二十年前大不相同的一点就是，他们的焦虑期，从迈入大学校门甚至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就开始了。享受大学生活？不存在的。保研也好，出国也罢，都需要漂亮的分数和绩点，这在十几年前还不普遍，今天则成为一种广泛的自觉。
需求侧已悄无声息卷成这般模样，供给侧自然也不会无动于衷。当下，各高校的绩点改革方案，总的方向是落实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，更加注重过程评价、多元评价、综合评价。改革过程中也必然会遭遇到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”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”的问题，甚或很快会有新的“绩点通胀”问题。
或许正是在整体放松的大趋势下，蔡老师的“从紧”甚至“通缩”，才引起了热议。
这样理下来，我们就会发现，这不是个案，实际上是新的学科专业布局调整背景下，内卷升级波澜中的一朵浪花，是进一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需要攻坚破冰的冰山一角。而无论如何改革，遵循教书育人和学生成长规律，都是基本的出发点。（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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