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文芳结婚了。
婚纱照很特别，蓝色的欧根纱裙摆和泡泡袖，头上插着六七根尖刺一样的饰品，又柔软又尖锐。若干年后，她的孩子看见了这张照片，笑着跟她说，“妈妈，你好像自由女神哦。”
站在她身边的男人相貌英俊，高鼻梁，白皮肤，身姿挺拔，精气神十足……最重要的是，他愿意入赘。
作为家里的长女，从青春期开始，母亲就有意无意地灌输给她，“你是要入赘的”的理念。她大伯家的三个女儿，大姑家的两个女儿，二姑家的五个女儿，都走了招赘的门。1988年左右，计划生育政策细化，允许农村户口并且只有一个女孩的家庭生二胎，于是父母急匆匆地要了。在母亲去医院分娩的时候，文芳被留在了家里，她默默地跪到灶王爷的画像前，祈求笑口常开的神明让那个未出世的孩子是个男孩，这是父母希望的，也是她希望的。
有了弟弟，家里分到的地基就能多一块；有了弟弟，就不需要承担起“田”这个姓的重任。
初中毕业后，她不甘心去纺织厂做个整天灰扑扑的挡车工，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自己找了有渠道的老师，开后门进了职高。在职高，此前没有闪光点的她，在一群丑小鸭中突然显得出挑、被老师看重。做辩论赛的主持人，做文艺汇演的主持人，代表学校去参加绍兴的艺术比赛，好不风光；在寄宿后，她只有周末回家，许久不见的父母也会特意关心她、让她感受家庭的温暖氛围。
那是多么快活的一段日子啊！但这场梦很快就醒了。
她谈恋爱了，是隔壁班的体育委员，一个能用打工赚到的第一笔钱给她买牛仔裤的人。她有所预感母亲的反对，因此在高中毕业前都瞒得死死的，可能，只是想要谈一场属于“文芳”的恋爱吧，而不是“田家女”。
分配工作后，他们都进了精工集团，她去了仓库，他去了车间。在一个男性占绝对多数的地方，她依然受到优待和关照，工作顺利；而男友非常“潮”地买了辆摩托车，天天带着她上下班，非常拉风。舒畅的生活让她开始放松，开始期待这段恋情能得到父母的认可。
从家里接到男友的电话后，母亲感受到了危机似的，问她那是谁。
“我找对象了。”
“哪里人？”
“新塘（隔壁镇子）。”
“家里有哪些人？”
“他和他弟弟。”
母亲开始骂她。
田家位于一个“下萧山”的镇子——新街，新塘也是。上萧山、下萧山，一方面是依照上北下南定义的，另一方面，也恰好是“山沟沟”的划分线，能反映经济状况和家庭风俗。萧山的习俗是，下萧山的人家长子是不会给人去当赘婿的，不然会被看不起，会被看作是“卖儿子”。一般只有那些“上萧山”的人家，非常“想得开”，把儿子送出去上门。
母亲知道，文芳现在的对象不会入赘，不能继承“田”这个姓氏，成为“田”家人，未来的后代也不会姓“田”。
母亲翻脸了。
一旦看到她，母亲就开始用方言羞辱一个仅仅是谈了恋爱的20岁女孩，绍兴话的口音相当凶悍，说什么都像吵架，更何况是真的吵架。这些话她并不陌生，就是母亲从小和父亲吵架使用的，但是母亲从来没有依靠这“语言武器”胜利过。现在父亲去上海工作了，这些话有了新的主人。
“还知道回来啊。”
“不要好。”
“瘟神。”
每一次回家，受到的都是冷眼与透明人的待遇。没有见过太阳的人不会期待光明，但是见过阳光的人却会染上被爱的执念。对于文芳而言，家庭的理想高于个人。
男友那边也并不顺利。她在仓库做收纳，集团里年轻的男人总会找个由头来找她聊天，虽然不是很想承认，但是内心确实有一丝暗喜。一个曾经被亲爱的小姨叹息“怎么打扮也不好看”的黄毛丫头，一个在小学初中受到忽视和冷落的边缘人物，是非常需要这样一种“受欢迎”的氛围，不仅仅是虚荣心，更是因为她需要掩盖和治愈自卑。她需要被看见。但这种和异性之间的调笑导致她和男友之间频繁的争吵。他一气之下，辞职回家，断了联系。结束了。
顺便一提，公司里的男同事后来曾到她家里做客，母亲很客气地给大家泡了茶。
“哪里人呀？”
“xx（下萧山）。”
“家里几个（兄弟姐妹）？”
“独生子。”
母亲开始翻脸。
“我们家，不要你们来。”
文芳怎么应对的呢？她不知道，她也许忘了，也许只是不想想起来了。
反正后来她没再“自由恋爱”过。
家里开始给她张罗相亲，给她介绍那些愿意上门的男性。这都是些什么人呀，从高中以来不乏追求的她一个也看不上，包括那个叫沈建乐的男人。
她并不喜欢这个“上萧山”的小学老师。人土土的，也猜不到女孩子的心思，或者说是不在乎。每次来都对着母亲献殷勤，帮忙烧饭、打扫家务，经常买些水果。不出意料，母亲对他很满意，每次来都夸他，热情地同他畅想未来。但那不是文芳想象的未来，这个男人将她所恐惧的平庸与自卑凝结成具体的实在。一个平庸的男人，一个普通的女人，一眼望得到头的人生，多么没有盼头。
但没有人在意文芳。沈建乐每周下班后都会来，她和他吵，把他骂走，但是母亲反而站在沈建乐的那一边，不停地安慰他，招呼他过来。一段时间下来，文芳放弃了。
“我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吧。”
“这就是命。”
但当她试图让自己去接受这样一个不符合自己择偶标准、觉得配不上自己的男人时，事情出现了转机。沈建乐每周五下班后，从学校骑摩托车到田家“打卡”，但这次路上却撞到了人；更要命的是，那个人还有碰瓷的想法。文芳也去了医院，作为一个能自己解决升学、分配工作的女性，她并不怵那个叫嚣着要赔偿一大笔医疗费的人，立即托了关系找到交警大队，告诉那个人“派出所见”。文芳上上下下打点好了关系，送了烟和茶叶，甚至找到了在机关里工作的老同学。但在对峙的时候，沈建乐怂了。在派出所里战战兢兢，好似真的犯了什么大罪，支支吾吾，说不出话来，最后不了了之。
老同学找她说悄悄话“这个男的是你找的（对象）？”她该怎么回，她也怂了，似真的犯了什么大罪，支支吾吾，说不出话来，最后不了了之。
真的要接受这样一个没有担当的人吗？真的要接受这样一个靠不住的人吗？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发现别人都是靠不住的，但是正因为无所依靠，因此她更期待婚后能做一个小鸟依人的妻子，而不是需要她像老鹰一样生猛。她不甘心啊，再去找了母亲，告诉她这个男的并不能作为田家未来的顶梁柱，不能撑起门面。母亲可能从这件事情中也发现，沈建乐并不是她所期许的那样，也就放弃了。
至少从这件事后，文芳对找赘婿没有那么消极抵抗。就算是要招赘，那也要找个自己喜欢的。所以她开始接受身边朋友的介绍。兜兜转转，条件不错的也有，有个在台资企业里工作的，还从台湾给她捎了一条非常好看的项链。后来虽然丢了，但是“非常好看”。
有一天，一个她都记不起来的朋友给她介绍，有个绍兴人，叫做高锋，愿意入赘。
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“好德火锅”，萧山那时最好、最潮的火锅店。一见面，文芳就感觉到，这个高锋的和之前的不一样，非常有精气神，长相帅气，很有礼貌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妥妥的高情商。“我是喜欢他的。”于是顺理成章的开始交往。
高锋确实不错，他每次来家里也会带点东西，而且烧得一手好菜，把家里人都捧得高高兴兴的。不仅如此，他会带文芳去那些现在所谓很有“氛围感”的地方，在带来一袋子苹果的同时，会带来一束玫瑰，文芳也高高兴兴的。现在老家阁楼的旧衣柜里，还有一条当时买的蓝紫色的雪纺裙子，布料柔软，色泽清新，和现在文芳风风火火、雷厉张扬的样子格格不入，但这确实代表了她谈恋爱时期的少女心事，含苞欲放的羞涩，亭亭玉立的期盼。
结婚就是水到渠成。
二
此时此刻，她穿着婚纱，感受到了另一只手的温暖，感受到了母亲温和的眼神，感受到祝福与她一直期待的“其乐融融”。天晓得她多么期待这种“家和万事兴”啊。
她的外公是村里的大队书记，家里条件非常不错，养活了家里5个孩子。不可避免的是，那个年代特有的重男轻女的思想，因此她的母亲爱凤，并没有念过书。在成年后，便被外公许配给村里贫穷但老实的田家男人——传根。
据说，爱凤年轻的时候也非常漂亮，是村里有名的那种；据说，她也反抗过。一个女人，特别是漂亮的女人，大概都会对夫婿有想象。
起初他们两个都是双职工，一个当兵回来后在水泥预制厂里当运输员，一个在集体企业里上班，条件相当不错。
但从他们造了新的房子后，家里的经济情况江河日下。预制厂和集体企业都倒闭了，他们双双失业。爱凤开始经常性地生病，去看病，去花钱。传根卖蔬菜、收鹅毛鸭毛、卖小鸡小鸭，但是这些生计是时间不稳定的工作，每天只要卖完了就下班，因此多了很多时间。这些时间，被拿去赌博。新街以花木交易闻名，外来地运输工人、苗木工人在此集聚，鱼龙混杂，风气很差，慢慢地形成了一箩筐的赌博据点以及黑社会。这种风气强烈到，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会玩扑克牌。
但是哪有好人家会喜欢赌博呢？爱凤和传根开始天天吵架。
上小学时，文芳一回家，看到最多的是母亲躺在床上装睡的背影，和空荡荡的家——父亲自顾自地去麻将室了。永远叫不醒的母亲，永远找不到的父亲。
这种永不休止的争吵成为文芳一生的回响。但更糟糕的是，她发现自己无法责怪任何人，每个人都好像有理由；她发现没有人错了，大家变了又好像没变。因此小小年纪的她选择听信村里人的闲谈，“文芳家造了房子后，风水变差了。”这构成了她对于风水和命数的最初信仰，后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：每个人、每个家庭身上都有风水，哭泣、生气都会破坏这种风水，因此，不许哭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都要微笑。“爱笑的女孩运气好。”
她自卑于糟糕的家庭，自卑于不出众的外貌，自卑于难以提升的学业，自卑于女性长辈施加给她的“重男轻女”观念。
她向往那种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，向往爱与被爱。入不入赘的坚持，最终为这种渴望让步。
终于，她得到了。
三
结婚后很快就怀孕了，这更是一件喜事。
前三个月，家里人都待她小心翼翼的，如获至宝，她获得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。第四个月，她发现高锋连续三个晚上很迟才回来。她挺着肚子，搭计程车去找，但是没找到；打小灵通，无人接听；次日问他，他含糊不清。
直到有人找上门来讨债。高锋赌博，欠了一大笔钱。真幽默啊人生，怕什么来什么。
明明在结婚前，非常严肃地问过他有没有前科，但是当时的肯定与承诺保质期比萧山萝卜干都要短，质量比三鹿奶粉都要糟糕。
行吧，还钱，还能怎样呢？她没有选择的，面对哭着求她的男人，她还能保持微笑，只是突然觉得赘婿的“赘”，可能是累赘的“赘”。
父母、亲戚、朋友轮流来了一圈，劝高锋不要再赌博了，安安心心工作吧，孩子都要出生了。
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赌徒一样，高锋没有就此收手。但他的说辞是“我想把钱赢回来”，他们的逻辑是，“我是为了家庭”。我是为了家里好啊，你怎么能不帮我？你怎么能责怪我？你怎么能看不起我？
大多数赘婿，并非像他们结婚前同意“上门”的姿态一样温顺，十分在意所谓的“男性尊严”与家庭地位。家族里，还有另一个痴迷于炒股最后同样负债累累的赘婿，他知道自己是“上门”的，因此格外重脸面，害怕被人看不起，愈发想出人头地，想让妻子和娘家人看看，什么叫做男人，于是往股市里投了大量的钱，最后成为韭菜，被光荣地收割。正如赘婿这种风俗事实上是建立在“重男轻女”的观念之上的，身为“赘婿”的男人往往会觉得自己是不可或缺的，是给一个只有女儿的家庭带来延续和荣光的使者，是一个男人慷慨的施舍。没有人能说清楚，他们为何如此自信呢？
高锋发过誓后，不出一个月，却又红了眼，发了狠，决心去赌，但债务却像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。债主又找上门了。
像是电视里演的一样，一群大汉，带着一些棍棒菜刀，把刚修没几年、还锃亮的大门砸地凹凸不平、伤痕累累。明明这个家庭需要一个男人为了应对这种无助，然而这中窒息与丢脸正是他带来的。文芳说不出话来，她还应该笑吗？“这个家的风水又要糟了。”
那男的躲在她后面，死活不肯面对债主，像个没断奶的孩子，完全不顾直面债主棍棒的，是文芳8个月大的孕肚。
当文芳掐着手掌心和那些讨债的谈判时，稍一个不注意，身后那男的就跑上楼去，一路跑到天台，熟练地翻过围栏，但手紧紧地抱着栏杆。
文芳和母亲追了上去，看到的不只有那张如今令人憎恶的脸，还有房子外面围了一圈又一圈的看热闹的人。嗡嗡的，不知道在说什么，嗡嗡的。
这么多年，无论是造房子，去外面做生意，还是招赘婿，都是为了这张脸面。爱凤是多么骄傲的一个女人啊，文芳是多么骄傲的一个女人啊，她们一直希望从男人身上找到添光的东西。爱凤失败了，现在文芳也失败了。
高锋把田家人的脸，丢尽了。
“zou se”（造孽啊，并带有上辈子欠债的因果宿命感。）
没有人知道高锋那个时候在想什么，曾经被高看一眼的自尊心在此刻变成胡搅蛮缠，脸面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守住了人的底线，是人心的锚点。
“求求你文芳，帮我还钱，你不帮我我就要从这里跳下去了！”
“我死死掉算了！”
不如我也从这里跳下去算了，文芳如是想。
他为什么要逼我，难道是我的错嘛，文芳如是想。
如果我是个男的该多好啊，文芳如是想。
假如我能嫁出去该多好啊，文芳如是想。
没有如果，也没有假如，有的只有那个男的絮絮叨叨、哭天抢地的噪音。
但文芳不能不管不顾，她还有未出世的孩子，还有开心了不过三个月的母亲，还有尚在初中的妹妹。真是糟糕啊，连死的权利都没有。
她突然想到肚子里的孩子，还没出生就失去了“家”，这恰恰是她一直努力为孩子准备的。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，执念越深越不可得。
她觉得够了，闹下去有什么结果呢？这场闹剧像是一场无聊的连续剧，那些狗血的情节一个接着一个的发生，唯一不同的是，文芳看不到一丝大团圆结局的迹象，所以还是早点结束吧。在那个男的殷切疯狂的目光下，她点了头。然后让他走吧，还有一个月了，让她安静些吧。
文芳现在只想把孩子生下来。而孩子的性别，会决定她的婚姻是否走到尽头。
萧山招赘婿的风气并不是因为舍不得女孩子出嫁，或者是什么女性权力地位高，正是因为每个家庭都想要一个男的，每个家族都期待姓氏被传承下去，即使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姓氏有什么用。像是爱凤，她明明不爱自己的丈夫，不喜欢田这个姓，但是她依然在为这个姓氏的香火奔走操劳。因此，如果这个即将出世的孩子是个男孩，也许高锋会真的回归家庭，会被原谅，这场已经支离破碎的婚姻会被漫不经心地粘起来；如果这个孩子是个女孩，那高锋就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，“女孩子罢了，又不是跟我一个姓的。”
是啊，男孩子即便不是一个姓的，依然是他的孩子；女孩子，不是一个姓的就不是他的孩子了。
四
生产那天，他也来了，在外面干巴巴地喊了几声加油。文芳自己也不清楚到底希望这个孩子是男是女，她只能用力。
“哇——”
她的肚子空了，几个月以来的大喜大悲，仿佛都随着这个孩子的出生而成为过去。而23岁的她，自己都还没有从父母的阴影中走出来，就这样成为一个母亲。但是“把孩子生下来”，却是她几个月来唯一的执念；即是孩子有个糟糕的父亲，她还是想把孩子生下来，她不明白，她的孩子大概也不会明白。
护士跑出去和家属报喜，“是个女孩！”
门外，脚步声响起，又渐渐远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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